然而，司法组织的断藕过程在清河法院的司法文件中完全被掩盖了。

四个历史阶段，一个西化（含苏化）主题。4、中国当代法制体系宏观架构、文本法律体系的选择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程度之间关系的反省。

这两个方面互相依存为一个整体。（2）当代中国文本法制与西方普世价值（法制）之间的内在关系的进一步反省。这种排异反应至今还让我们身体很不适。士林民间甚至开始出现了唯泰西是效和一切制度，悉从泰西[6]的激进主张。不仅如此，而且这些现象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具有个性的个别民族的独特才能与意向。

那个法就是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其根本思想，乃是由于个人主义者的观念为中心立法。在奉行不伤害原则的基础上，任何规范、秩序都可以自由生长、相互竞争。

虐待婆婆要管，可正式的法律又管不到，无法管，同时还不许乡民管。笔者认为，民间法可以完善国家法。梁先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制状况的判断是正确的。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并不意味着要排挤甚或消除民间法。

这是指国家法已经对某一社会关系领域进行了具体调整，但、乡规民约对这一领域之内所发生的问题的解决还是避开了国家法的相关规定，不适用国家法。因为女儿出嫁时所携带的嫁妆就已被认为是她在其父母去世之前所继承的遗产了(属于中国民法史上的生前继承现象)。

这也就要求在那些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共同 势力范围 内，应一方面充分保障国家法的权威，另一方面还应优先注重国家法的完善、发展。而在民间法的专有势力范围内则应在尊重民间法的生存空间的同时注重国家法对民间法的单向作用，以促使民间法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普适性。村长被抓了起来，判处了15天行政拘留。也就是说，从积极的角度看，国家法应重视其适用时所处的民间法文化环境。

这种调解不能令秋菊满意，于是她到了县城、省城讨说法。由于这种纠纷在中国农村并不少见，而且伤害也不重，因此乡间的司法助理员没有给予这位村长正式的处罚，而是试图调解一下。从而，国家法和民间法在各自领域出现了分治局面。所以，处于民间法调整范围内的社会主体即使在适用国家法时也肯定会带有其适用民间法的各种习惯心理，而这其实就意味着当国家法的规定符合这种习惯心理时，则肯定会得到较好的适用。

但在农村地区，已出嫁女子基本上是不回娘家继承遗产的。乡民们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

原因就在于，一方面国家法作为一个开放的理性规则体系不可能是一个自足物。从反面角度看，由于民间法客观上是一种与国家法、宗教法相并列的法律文化构成要素之一，这就表明国家法事实上不能消灭民间法，那么当然地也意味着国家法只能充分利用民间法所创设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因素并努力消弭民间法所创设的消极的法律文化因素。

另外更常见的是民间法支持下的民众对国家法的规避。反之，则肯定不容易得到适用。尽管这种继承方式在不同的地区得到了普遍认可，但它违背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是无疑的。(溪上最深处，秋瓦 石角扼其水之冲，俗名‘水舌尖。(宣统《仙石周氏宗谱》卷2《家法》) 明末傅岩记载的歙县用私刑残害奴婢的俗例，其实在徽州是很普遍的事实，徽俗：御婢之酷，炮烙、挺刃习以为常。她无意伤害他人却事实上伤害了他人，原来是她有理的现在却似乎亏了理，她自己境况甚至可能比以前更加不利。

那么为什么国家法与民间法会在中国长期共存？首先，国家法无力顾及所有民间琐事。强烈的利益会驱动人们违反法律规范，而不顾强制机制可能带来的惩罚。

国家法依据的形式理性与民间法体现的伦理理性往往是不同的，尤其是在两者对待一些法理兼伦理的问题上。现实中也大量存在国家法强行而民间法失效的案例。

因此，社会的多元需要规范的多元予以保障，需要主体社会成员对自身以外的异质团体、规约和秩序的宽容。 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理性互动方式正是在坚持国家法价值取向前提下的相互渗透。

这种话在中国的社会背景（尤其在农村）下是非常伤人的。中国自古面积辽阔、人口众多，风俗各异，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国家制定法不可能对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面面俱到，这便为民间法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她要讨个说法，大致是要上级领导批评村长，村长认个错。其次，相对于国家法的缺陷，民间法之保障力不足、身份依附性以及强地域性和行业性等缺陷，从长期来，应更不利于整个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护。

一个社会的多元主要体现在文化、价值、利益、发展和规范的多元。这一方面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如国际经济法对国际经贸交往中的诸种民间法的吸纳，又如古代中国国家法对部分伦理规则的认可等等。

事情捅到了上级司法机关，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了公民人身自由权。因此，出嫁非独生女一般就没有必要回其娘家继承遗产，同时这种继承还可能致使其与娘家的亲属之间产生新的矛盾，实际上不利于亲属间的和睦相处。

第三，应始终坚持以国家法为价值取向。它们在整体社会状态上，则是民间自发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对立、冲突。

第四，民间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国家法的某些局限性。第二部电影是《被告山杠爷》，简单说来，山杠爷是一个非常偏远的、据说治安秩序很好的山村（县乡的治安人员都从来没有来过）的村党支部书记。游村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民间惩罚方式。她认为，村长可以踢她的丈夫，但不能往那个地方踢。

这岂不是要破坏人们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秩序吗？我们应当责备山杠爷不懂法吗？可为什么他要懂那些与他们的日常生活相距遥远的正式法律呢，这些正式法律给予过他们什么利益呢？秋菊的迷惑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制度供给的问题，制度供给的不适用，产品的不对路。愤怒的村长因此和这位农民打了起来，向村民的下身踢了几脚。

山乡恶俗，有重责伤人及活埋者，此乃犯国法，非行家教也。二是国家法通过法律规避这一特殊方式影响当事人的行为，并进而通过当事人的各种行为去影响民间法的发展。

第二，在国家法与民间法各自专有的势力范围( 如民间法之伦理生活范围，国家法之政治生活范围 ) 内应充分尊重各自的独立性，但同时又要注意相互的借鉴和促进一一特别是在两者的共同势力范围内更不应刻意地去排挤对方的生存空间。同时，农村的基层民众又认为如果所有已出嫁的非独生女都回其娘家继承遗产，那么这些娘家遗产的流动就在总体上基本均衡。